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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供給側的結構錯位和質量低下，解決的根本是通過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激發(fā)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力，明確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改革關鍵在于落地，要避免中央踩油門、政府掛空擋、地方踩剎車、改革決議和文件空轉的情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備受關注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核心表述，這標志著30多年來中國經濟管理的主要思路發(fā)生改變，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種轉變的背后邏輯是什么？如何激勵地方進行政策落地？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此專訪了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

　　田國強系第16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決策咨詢專家，是知名的“市場派”學者。

　　在他看來，中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供給側的結構錯位和質量低下，解決的根本是通過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激發(fā)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力，明確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改革關鍵在于落地，要避免中央踩油門、政府掛空擋、地方踩剎車、改革決議和文件空轉的情況。因此，如果希望地方能夠很好地落實供給側改革，需要對地方政府進行激勵方面的體制機制調整，如賦予地方相對獨立稅權、官員政績考核體系轉變等。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市場化制度的供給

　　《21世紀》：在你看來，中央為何在此時頻提供給側改革？其核心是什么？

　　田國強：首先，需要肯定的一點是供給側改革的提法是一個進步。長期以來，中國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過深，太過注重從需求側發(fā)力來強化宏觀調控，其結果是不僅沒有平抑經濟的波動，反而加強了波動。尤其是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用增長來刺激增長，用資源來生產資源的階段，結果產生了大量過剩產能。另一方面，則是國人的出國消費和“海淘”消費強勁增長，有效需求被轉移到國外。

　　這樣，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供給側的結構錯位和質量低下，供給側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這個問題的應對。所以，短期而言，供給側改革一方面是讓市場及時出清，化解過剩產能，另一方面是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新的更高質量的有效供給帶動新需求。

　　當然，其關鍵是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治理邊界的制度方面的供給。具體說來，其核心是通過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給以深化市場化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以此解決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越位、錯位的問題，使之促進向效率驅動和創(chuàng)新驅動的轉型，同時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解決政府在維護和公共服務方面缺位問題。

　　關鍵要解決政府的定位問題

　　《21世紀》：你之前提出，要素驅動僅僅是階段有效的，未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和發(fā)展需要向效率驅動、創(chuàng)新驅動轉變，但這個轉變有賴于市場經濟的完善。那么，在完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方面，需要解決什么問題？政府的治理思路需要怎么轉變？

　　田國強：我認為，最關鍵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政府的定位問題，需要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議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內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同時解決目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的現象均比較嚴重的問題。

　　一個運行良好的現代市場經濟，它需要的是一個有限和有效的服務型政府，而不是一個無所不包、干預不斷、效能不足的建設型政府。中國經濟要實現向效率驅動、創(chuàng)新驅動的轉變，其實質是要從政府主導型經濟發(fā)展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發(fā)展模式轉變。

　　政府最基本的職能是維護和服務，必須用法治將其邊界嚴格地限定在這兩個方面，尤其是要更好發(fā)揮政府在明晰界定并保護私有產權方面的作用，從效率和創(chuàng)新兩個維度來支持和增進市場，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和讓民營經濟發(fā)揮主要作用，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的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在于法治的確立。

　　賦予地方合理稅權

　　《21世紀》：如你所說，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通過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給以深化市場化改革。那么如果希望地方能夠很好地落實供給側改革，需要對地方政府進行哪些激勵方面的體制機制調整？

　　田國強：首先，對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場的角色要重新定位，要充分發(fā)揮市場在土地要素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土地要素市場的價格扭曲，是造成中國經濟其他要素市場及商品市場價格扭曲的重要根源之一。當然，這里不否認政府在規(guī)劃、區(qū)劃上的引導和監(jiān)督作用。

　　其次，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xù)和中央占大頭的營改增的推進，要求重構地方的主體稅種。否則，要想馬兒跑，又不給馬兒草，恐怕是不行的。從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來看，未來我國省級政府應建立以消費稅為主，市縣政府應建立以財產稅為主，以行為稅、目的稅為輔的分級主體稅種。具體來看，房產稅改革、環(huán)境稅改革等的推進，將有利于培育地方財力。當然，在賦予地方相對獨立稅權的同時，也要在制度設計上確保對地方稅權的監(jiān)督與約束，防止稅權濫用。

　　再次，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要扭轉，從過去的為GDP增長而競爭轉向為改革發(fā)展而競爭。一方面，要允許地方政府試錯、犯錯，大膽探索，大膽闖，不要動輒得咎；另一方面要將十八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五大發(fā)展新理念“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嵌入政績考核體系，形成指揮棒效應。

　　降低企業(yè)制度成本

　　《21世紀》：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制造業(yè)成本優(yōu)勢相比東南亞國家已不在，甚至相比部分發(fā)達國家而言，會在十幾年后喪失，您怎么認為？

　　田國強：我基本同意這個說法，但也依賴于我們今后怎么做和應對。之所以同意這個看法是由于按照現狀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環(huán)境紅利等紅利本身就已經進入衰退、削弱的階段，再加上不合理的新勞動合同法、對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種種政策瓶頸、外部世界經濟不景氣和貿易壁壘等，使得中國制造業(yè)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外向型制造業(yè)的成本優(yōu)勢確實幾乎喪失殆盡，企業(yè)倒閉、外遷現象比較突出。

　　此外，與發(fā)達國家相比較，十幾年之后如果不出意外，中國也將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但中國發(fā)展的均衡性肯定沒有現有發(fā)達國家那么好，從而在一些領域還將存在一定的成本落差，保持成本上的相對比較優(yōu)勢。